作家下去采访在经费上比较困难，很多都是自费采访。因为环境文学很多内容是揭露性的，基层谁愿意出钱骂自己？
环境文学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缺乏真正有体验的深刻的作家。
当下环境文学只重对生态环境受破坏的揭露，却忽视了人的主体，很少在灵与肉的激烈冲突中创造出人物形象。
环境文学要真正打动读者，能在文化层面上更接近社会，更具冲击力地影响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山水田园诗派，曾经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大流派，对于中国文学和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极为深远。然而，古代诗人笔下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山红涧碧纷烂漫，所见松枥皆十围”的近乎原始的自然风貌，在现代文明的剥蚀下，在滚滚黑烟、黄烟的吞噬下，已经近乎成为白雪公主的美丽童话。在近乎荒漠化的土地上，人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绿色的芳洲了。不堪重负的地球像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轮船，沉重地喘息着。物欲横流窒息了社会生活中的诗意，正如环境污染引发了全球性的呼吸困难。作为“天然是环保工作者的同盟军”的作家们，在环境文学的创作上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然而也正由于环境文学所表现、所关注的是人类长远的利益，与急功近利大相径庭，因此，它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记者在6月这个拥有世界环境日的月份里，就环境文学的有关问题做了采访。
关于环境文学的起步，《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刘茵认为：“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环境文学起步很晚，在我的印象里，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震惊国人的时候，我们这才注意到环境问题的迫切和环境文学的重要。可是那已经临近90年代了。90年代初，环境文学研究会成立，《绿叶》杂志创刊，以王蒙为代表的一批忧国忧民、以环保为己任的作家加盟进来，这时中国环境文学的旗帜才高高挑起，环境文学之花才绽开于文苑。”
1992年，环境文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关注环境文学的作家们有了自己的“娘家”。《绿叶》杂志的创刊，使环境文学的创作阵地更为广阔。多年来，许多作家无怨无悔地献身于环境文学的事业。著名作家黄宗英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在中日友好医院病房旁边的餐厅里，记者见到了黄宗英。她带着那只盛满毛线和小零碎的葛条筐，由特护搀扶着坐下来。多年来，黄宗英疏忽了去西藏留下的高原反应不全症，3年里她换了7个鞋码，从37码到41码半，一个劲地喊“没鞋穿了”，却没在意是什么原因。后来才发现静脉曲张严重，而且影响了毛细血管的循环。黄宗英说：“我还要跟这些后遗症赛跑。我已经被高山开除了，海龙王还不会拒绝我。我养好病以后，只要不给人家添太大的麻烦，还要去写。”
她说当年写《小木屋》时并没有考虑很多。“但是当我看到草原的沙化如此迅猛，家园变得荒凉，乱伐乱砍那么猖狂，环境保护的意识就一步步明确起来了。我觉得环境文学的旗帜一定要扯起来。我能种几棵树？种了也不能守着它。重要的是把环保的意识传播出去，这不是一两篇文章的问题。我的环境文学的特色，就是以有性格特色的人为追光，为切入点，环境是流动的衬托。”
“爱你身边的人，爱人类，爱大自然。一切为了爱，解放全世界。”黄宗英说：“早先是这么说的，我记不清了。我觉得当初写《小木屋》这个关于环境文学题点对了，而且掉进去了。像恋爱一样，爱上她，就非她不可了，爱得要死要活，爱得为她哭，为她笑——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还在努力。我做过了，被折腾成这样，我不后悔。”她幽默地称自己为“绿党”，“现在我的身体衰弱，我正在科学地增加营养，我一定要站起来，走出去，只要看到有关环境文学的书，我都要见缝插针地宣传环保，为环保多做些事情。我最终要归于海洋、归于大地，生生死死都是她的。”
正是因为有着诸多像黄宗英这样为环境文学献身的作家，我国的环境文学才能从无到有，并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学评论家张韧谈及环境文学的发展时说：“首先是量的增加，有大部头的著作问世”；其二，作家由散兵游勇形成稳定的队伍，并成立了环境文学研究会，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其三，作家的思维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可以称之为深刻的革命。从只注重人际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地球作为生命的绿洲，真正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似乎任何发展中的事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环境文学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难。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高桦对此感受颇深：“环境文学是以自然造化为本，借助文学这个体裁运用一切文学手段和技巧，表现为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的主题。像淮河的治理，有关的新闻报道也很多，但是远不如文学作品来得深刻，更具有潜移默化、震撼心灵的作用。但是有关部门对这方面重视程度不够。作家下去采访在经费上比较困难，很多都是自费采访。因为环境文学很多内容是揭露性的，基层谁愿意出钱骂自己？我希望国家能对环境文学重视起来，现在有很多有关诗歌、散文的委员会，能不能来个‘环境文学委员会’？环境文学不单纯是环保部门的行为，而应该是各行各业（当然也包括作家）关注的事业。”
作家徐刚认为环境文学的创作还很艰难，“我们不得不做些修补、传播的工作；再者，环境文学要有一定的高度，需要一批真正对大地、对自然、对生活、对生命的前途忧心忡忡、脚踏实地的人，并且有对哲学、自然、文学、科学各学科领域都能够有所把握并融汇贯通的作家。”
没有切肤之痛，就写不出深刻的作品。几十年致力于环境文学创作的作家郭雪波深有体会：文学就是人学，环境文学是围绕人与自然为主题的文学。在环境文学上，人要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人类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依附者。我们只能去了解宇宙，找到自己生存的轨迹。过去人们忽略了这个问题，比较狂妄，什么“人定胜天”啊、“征服自然”啊———人本身是宇宙自然的创造物，不能本末倒置。目前国内的环境文学作品，过分注重人的社会属性方面的东西，过于追求应时的社会政治变革需要，围绕文革、改革、反思、伤痕文学这些政治脉搏反映社会范畴的状态。我并不是反对这些，只是大多数作品忽略了人的自然状态和生存问题。环境文学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缺乏真正有体验的深刻的作家，像徐刚的报告文学就写得很到位。其他的散文、诗歌有很多带些把玩的性质，表现一些一般化的爱心，不能足以震撼人，没有力度，没有形成文学派别，还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文学。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生存环境，像长江发洪水，就不能单纯地去描写抢险，还要从根源上探索。为什么发洪水？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为什么造成这么多困难？应该从深层挖掘，需要一种过程和文化根底。很多东西不是号召来的，是时代造就的。环境文学作家也是时代造就的。
关于环境文学的创作内容方面，张抗抗认为比较多的作品还单纯地停留在谴责、批评上，应该从本质上、从人性上挖掘，需要有整体关注，需要有宇宙意识。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人们对自身环境的认识，只有认识提高了，环境意识成为一种自觉行为，而不完全是人文精神，不是简单的功利，不只是对现存状态的关心，还有更深刻、更遥远的东西。人类对环境文学的认识与对自身的认识有关。40年代表现为战争，以后表现为对环境的破坏，和平年代表现在对环境的重建上。我们强调人权、主权，却忘记了生命权，这对地球上一切的生物都适用。没有生存权，也不可能存在主权。环境文学，涉猎的不仅仅是对动、植物的同情，也不完全建立在物质的被破坏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基础认识上。我们的环境意识不断加强，对生命权的认识不断加深，以后的作品中，某种理性、情趣会更加增多。
曾以亲历者的身份饱含对社会、对人生的深邃思考，创作了中篇小说《放生》的作家陈建功说：“就广义上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都与环境有关，而就狭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这一主题在历史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从中可以看出人类发展过程中与环境关系的变化，如《精卫填海》。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以来，一直持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融合，对大自然采取的是一种亲和的态度。直到近现代，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被彻底打破，如何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环保问题，更是整个中国的大地道德和人类生存哲学的问题，而作为人学的文学有义务对这一问题作出自身的努力。”陈建功谈到：“与港台的环境文学更多地是对美好山河、对周围生命的赞颂不同，祖国大陆的环境文学更多的是呼吁与呐喊，干预与抗议。对于环境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位置，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伤痕、反思，到为人生的文学，到一系列文体实验与关注现实的作品并存，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单一存在的，环境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的中国环境文学应该从刚进入角色时的单纯抗议进一步走向深化，找回人与自然、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因此，我认为环境文学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和更深邃的思考。从揭露、批判环境污染到关注人在环境中的性格历程，关注环境文学作为文学的性质和文化的底蕴。新闻有新闻的特点，说唱文学有说唱文学的特点，环境文学毕竟是文学。我并不否认新闻的揭露作用和醒世作用，但文学就不能太直白，要有文化底蕴。”
《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刘茵认为，环保题材的报告文学还不尽如人意，大众关注的一些题材尚无人问津。而且报告文学作家不能仅仅停留在揭示环境污染严重性的层面上，而应开阔人类生存的大视野以开掘重大题材，进一步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天人合一的重大课题，探究环境保护与体制、文化、国民素质的关系，使作品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评论家张韧说，当下环境文学只重生态环境受破坏的揭露，却忽视了人的主体，很少在灵与肉激烈冲突中创造出人物形象。环境文学固然要揭露人们危害环境的行为，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灵与肉的冲突。人类自身亟须树立珍惜自然的道德价值观，而且在节制“肉”的贪婪过程中，需要“灵”的忏悔和净化。人们并未个个亲手滥伐过林木，污染过江河，但在饮食文化、服装文化、家居文化之下含着对于自然资源的肆意挥霍。人类只有和自然交朋友，回归到人与自然的美好关系上来，才能写出环境文学的精品。
徐刚还谈到了环境文学隐含着民族意识的危识。他说，我们有生态环境的理论，但是我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不过近几年的时间。大地意识，尤其是经典意义上的大地意识，几乎没有。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中“大地伦理学”的观点就是把伦理学推向大地。人对山、水、小草和大地一切承载物，都有伦理，这就是与大地的完整结合。在知识界中，有少数人在谈这个问题，个别人在写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环境中，却一直在忽略环境，我们的智慧、灵魂都是大地恩赐的，却漠视大地。环境文学是生命的文学，不仅仅是写环保，真正的意义是写生命，一切生命的开始、过程、终止；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文学是中国文坛上最超前、最具前瞻性的文学，最贴近生命文学的根本。目前写环境文学的人数不少，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写是一个问题，环境文学要真正打动读者，能在文化层面上更接近社会，更具冲击力地影响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环境文学背负时代的使命沉重而稳健地前行。环境文学的创作者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在探索中反思，在反思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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